一、案例背景
（一）中国人民银行与货币政策框架概述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中央银行，承担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管理外汇储备等核心职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框架经历了从直接信贷控制向间接宏观调控的深刻转型。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管理后，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工具逐渐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手段。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持续拓展，货币政策框架进一步向价格型调控演进。
理解本案例的核心背景，需要把握中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中长期存在的“多利率并存”格局。在2024年之前，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利率体系呈现多工具并用的特征：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OMO利率）事实上承担了短期政策利率的功能，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则被市场视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参考基准，同时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后与MLF利率挂钩，形成了“MLF利率→LPR→贷款利率”的传导链条。此外，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等工具共同构成了利率走廊的上下限。这一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其内在矛盾日益凸显：政策利率信号分散、传导链条过长、短端利率向长端利率的传导效率不足，市场难以形成清晰统一的利率预期。
（二）利率走廊机制的演进与短期利率调控
中国利率走廊的建设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2015年前后，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明确探索利率走廊机制，以SLF利率为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下限，引导短期市场利率在走廊内运行。然而，在实践操作中，走廊宽度较大（SLF利率与超额准备金利率之间的利差一度超过100个基点），走廊对市场利率的约束效力有限。与此同时，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逐渐成为银行间市场最具影响力的短期利率锚，DR007（银行间存款类机构7天期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围绕7天OMO利率波动的格局初步形成。
但问题在于，7天期操作频率有限（通常为每个工作日开展，但操作量和操作节奏不完全稳定），且7天期限本身对于日内流动性和隔夜资金面的引导能力不足。国际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实践表明，隔夜利率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起点和核心——美联储以联邦基金隔夜利率为目标利率，欧央行以隔夜存款便利利率为走廊下限、边际贷款利率为上限，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政策利率的核心。相比之下，中国以7天操作利率作为事实上的主要政策利率，在期限匹配和传导效率上存在结构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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