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背景
2026年11月11日,第一财经发表题为《以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诚实守信》的社论,提出一个兼具政策意涵与组织管理意涵的判断:信用治理不能只靠”惩戒”单一杠杆,而应构建”让守信者享便利、得实惠,让严重失信者受到严厉惩戒,对一般失信者给予充分的自我救济渠道”的三层激励结构。这篇社论刊发之际,正值A市”信用+”应用场景改革进入第三年,社论所指向的”有效激励”问题,在A市的改革实践中呈现出典型的组织行为学困境。
A市是一座常住人口约860万、经营主体超过52万户的东部地级市。2023年,该市获批省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市信用办(挂靠市发展改革委,编制12人)牵头制定《A市”信用+”应用场景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核心战略目标清晰:把信用从”记录”变成”资产”——让信用等级高的市场主体在融资、审批、监管、公共服务四大领域获得实质性便利,从而形成”守信—获益—更守信”的正向循环。方案设定了量化指标:到2026年底,信用惠民便企场景不少于40个,”信易贷”授信规模突破300亿元,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覆盖率达到90%以上。
改革推进的三年间,A市在”硬”的层面进展显著:建成覆盖52万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平台,归集数据4.2亿条;”信易贷”平台接入银行23家,累计授信287亿元;在行政审批领域推出”信用承诺制”,守信企业办理施工许可的时限从法定20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2026年10月,A市在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排名中位列第27位,较2023年上升41位。
然而,2026年9月市信用办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的改革评估,揭示出一组耐人寻味的”温差”数据:知晓”信用+”场景的企业占76%,但实际使用过其中任一场景的企业仅占29%;在已使用企业中,认为”确实带来了实质便利”的仅占41%。 更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改革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节点——市、区两级共18个政务服务大厅的窗口人员中,有63%在访谈中表示”信用承诺制增加了我的审核责任,但没给我相应的判断权限”;有窗口负责人直言:”企业拿着’信用等级A’来,我们还是要按老流程逐项核材料,因为出了问题追责是追到窗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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