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背景
2026年11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举行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专题研讨班。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李镇在会上宣布,历经国企改革三年行动(2020—2022年)、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2023—2025年)之后,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已全面启动,工作重心从谋篇布局转向全面实施。此时距离年底不到两个月,各地各中央企业面临一项紧迫任务:对2026年应完成的改革任务逐项检查销号,对2027年的任务尽快研究谋划。
从改革台账看,各地共提出3300余项改革任务、9800余项落实举措;各中央企业共提出1.1万余项改革任务、1.8万余项落实举措。这一庞大的任务体系标志着新一轮改革已从顶层设计进入施工落地阶段。
然而,改革推进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李镇在研讨班上明确点出了几类突出矛盾:部分地方和中央企业盲目跟风布局热门产业,存在”一哄而上”形成新的”内卷”的风险;工程建设类企业扎堆进入城市更新领域,可能产生重复投资;一些单位对无关多元整治主动性不够,存在畏难情绪;科技创新方面,哪些企业可以搞基础研究、搞哪些基础研究,仍是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公司治理层面,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的”实质性把关”仍有差距,部分企业董事履职不到位,三项制度改革在一些地方和企业出现松懈、软化趋势。
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不是改革方向上的分歧,而是改革实施中的结构性摩擦——战略意图与组织能力之间的断裂、产业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错配、治理架构与治理效能之间的落差。本案例以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为背景,聚焦国有资本在产业布局优化、专业化整合、科技创新激励和公司治理完善四个关键领域的战略决策与实施挑战,探讨国有企业在”做正确的事”与”正确地做事”之间如何实现战略一致性。
从战略管理的视角看,这场改革涉及三个层面的核心问题:其一,国有资本在多元化产业组合中如何做出进退取舍——哪些产业要”投资发展”,哪些要”择优重点发展”,哪些要”有序退出”;其二,战略意图与组织要素之间如何实现适配——当改革方案要求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时,考核制度、人才激励、领导风格等软性要素能否支撑;其三,在产业选择上如何避免”夹在中间”——既不能在成本领先上形成优势,又不能在差异化上建立壁垒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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