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背景
（一）宏观背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
2026年8月，国家统计局在发布最新经济数据时指出，中国经济运行的“含新量”“含智量”“含绿量”持续提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然而，统计局同时提醒，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仍需时间，部分领域面临短期困难。这一宏观判断揭示了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刻矛盾：一方面，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的势头迅猛；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仍存在巨大的鸿沟和摩擦成本。
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如何从“技术展示”走向“规模化落地”，如何让广大中小企业真正“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AI能力，成为各级政府和经济主体共同面对的核心命题。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10%，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渗透率仍不足30%，“不敢转、不会转、转不起”的困境依然普遍存在。
（二）区域背景：成都软件产业的雄心与现实
成都作为全国首批“中国软件名城”，软件产业规模长期稳居全国前列、中西部首位。截至2025年底，成都全市软件产业相关市场主体已超过28万家，软件业务收入亿元级企业达到432家。2026年上半年，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876.6亿元，同比增长10.9%，形成了“一核多极”的产业发展格局。
然而，产业规模的光鲜数字背后，隐藏着结构性隐忧。首先，成都软件产业虽然体量庞大，但在产业链高端环节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核心基础软件、高端工业软件等领域对外依存度较高。其次，产业生态呈现“大而不强”的特征——链主企业数量有限，大量中小企业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盈利能力薄弱。再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对传统软件产业形成“创造性破坏”的压力，大量中小软件企业面临被技术浪潮淘汰的风险。
更为紧迫的是，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的城市，成都拥有大量传统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这些企业的“智改数转”（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需求旺盛，但普遍面临技术门槛高、改造成本大、人才储备不足等现实障碍。如何打通从技术供给到产业需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成都产业政策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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