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背景
1.1 行业概况：卖方研究与买方机构的共生生态
中国证券研究行业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已形成以证券公司研究所为供给端、公募基金与保险资管等机构投资者为需求端的卖方研究服务生态。证券公司研究所通过提供研究报告、路演、策略会、专家交流、上市公司调研等服务，换取基金公司的交易佣金分仓。据行业公开数据，2025年全行业基金佣金分仓总规模约在150亿元至180亿元区间，研究服务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一商业模式下，研究所为争夺市场份额，倾向于向基金公司客户提供”超值服务”，而费用承担的边界问题长期处于灰色地带。
与此同时，监管环境持续收紧。近年来，监管部门对金融行业”零容忍”执法态势不断强化，证券基金行业的合规要求从”形式合规”向”实质合规”转变。2024年修订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从业人员行为规范，而《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则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境外调研中的费用承担问题成为监管关注的新焦点。
1.2 事件回放：一次监管通报揭开的行业”潜规则”
2026年10月，监管部门发布最新通报，披露了多家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在境外调研活动中存在的违规行为。通报的核心事实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费用转嫁问题。 部分基金公司参加证券公司研究所组织的境外调研活动时，存在由证券公司承担专家咨询费、调研门票等费用的情形。这意味着，本应由买方机构自行承担的研究成本，被卖方机构以”客户服务”名义吸收，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输送通道。
第二，私人消费混入公务支出。 个别基金公司从业人员因私出国旅游的往返机票、酒店等费用由证券公司支付。这一行为已超出”费用承担不当”的范畴，涉嫌将私人消费转嫁为商业招待支出，性质更为严重。
第三，不配合监管检查。 G1证券公司在监管部门开展检查时存在不配合情形，反映出该公司合规意识淡薄、内部问责机制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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