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背景
2026年11月,国家医保局公布了本年度医保药品目录谈判结果。从表面数据看,形势似乎波澜不惊:目录新纳入107款新药,其中51款为一类创新药;谈判竞价成功率86.3%,较2025年的88%仅微降1.7个百分点;商保目录纳入12款药品。然而,隐藏在这些平稳数字之下的,是一场准入逻辑的深层重构。
过去数年间,中国创新药企形成了一条相对清晰的商业化路径:研发新药——通过医保谈判进入目录——以价换量实现放量——收回研发成本并获取利润。这条路径的核心驱动因素是”新”——只要药品是新的、是独家品种,就有较大机会通过评审进入医保。2023年,专家评审通过率高达64%,大量改良型新药甚至简单的剂型改造(如片剂改胶囊、改口服液)也能顺利进入目录。
但2026年的数据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专家评审通过率降至33.7%,较2023年下降近一半,较2024年的48.6%也大幅下滑。更值得关注的是,改良型新药纳入医保的成功率从2023年的60.7%骤降至2024年的37.5%,而2026年的数据进一步确认了这一趋势——”通过改良或改剂型就想轻松进入医保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
以CAR-T产品为例。瑞基奥仑赛注射液(药明巨诺旗下产品)作为一款CAR-T疗法,按新机制/新靶点被纳入价值评估体系,但进入医保的前提条件是其年治疗费用必须降至30万元以下。这一价格门槛意味着企业需要在疗效证据和定价策略之间做出艰难权衡。同样引人注目的是,2025年纳入商保目录的两款药品在2026年成功进入基本医保目录,初步验证了”商保先行、医保接续”的准入路径——但代价同样是大幅降价。
在进院环节,政策面虽然释放了利好信号——2026年医保目录公布前,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取消医疗机构总药品品种品规数量限制,并明确创新药不纳入门诊次均药品费用增幅、住院次均药品费用增幅等绩效监测指标——但DRG/DIP打包付费的刚性约束依然构成实质性障碍。特例单议机制虽已建立,但各地区比例差异悬殊,”只有医保特别宽裕的地区才能真正用足5%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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