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背景
1.1 事件缘起
2026年10月，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发表题为《浅谈”贸易顺差、资本外流”的经济与政策涵义》的评论文章，引发市场广泛关注。文章针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展开分析：中国外贸顺差已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但国家外汇储备并未相应增加，有观点据此认为市场主体对经济缺乏信心，并建议恢复强制结汇制度或限制企业对外投资。管涛对此明确表示”不敢苟同”，并从历史演进、统计逻辑和政策取向三个维度进行了系统反驳。
这一争论表面上是关于外汇管理政策的技术性讨论，实质上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层命题：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如何界定自身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是继续充当外汇资源的集中配置者，还是让市场在跨境资本流动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和”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的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1.2 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历史演进
理解当前争论，需要回顾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1994年初，中国实施汇率并轨改革，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现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在当时外汇短缺的背景下，对中资企业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制度，要求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100%结汇，同时允许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服务贸易支付凭有效单证在银行柜台购汇。这一制度安排体现了”集中外汇供给、保障外汇需求”的改革思路，以”汇率稳定、储备增加”为标志，实现了新旧外汇管理体制的平稳过渡。
1996年下半年，中国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年底取消剩余经常项目汇兑限制，实现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在此基础上，中国逐步放松强制结汇要求，并自2007年8月起实施意愿结汇制度。这一转变并非对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倒退，而是中国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2015年”8.11″汇改前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境内外汇持续供大于求。为阻止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央行下场买入市场卖超外汇。1994至2014年间，除六个年份外，中国国际收支呈现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资产持续大幅增加的格局。当时，外汇占款是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导致了输入型的流动性过剩。为避免滋生信贷膨胀、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央行被迫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等方式回笼基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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