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背景
1.1 事件缘起:一份财政“成绩单”背后的政策信号
2026年1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华在财新网发表专栏文章《2027年财政政策取向展望》,对当年财政运行态势及来年政策走向进行了系统研判。文章披露了一组引人关注的数据: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两本预算”加总的收支缺口为7.57万亿元,较上年同期的8.8万亿元减少约1.2万亿元;同期GDP同比增速为4.6%,略低于2025年同期水平。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在收支缺口大幅收窄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仅出现轻微回落。汪德华据此判断,“随着财政资金持续注入实体经济,有望顺利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但他同时强调,“维持适度的经济增速,需要有一定量的收支缺口作为支撑”。这一判断将讨论引向一个更具政策张力的核心问题:2027年的财政政策,应当在“积极”与“可持续”之间如何取舍?
1.2 制度背景:中国财政政策的框架与演进
中国的财政政策运行于一套独特的制度框架之中。从预算体系看,“四本预算”即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共同构成政府收支的全景图。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抓手,前者以税收和非税收入为来源、以民生和公共服务为支出方向,后者则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专项债融资,与基础设施投资密切相关。汪德华文章中以“两本预算加总”作为分析口径,正是抓住了财政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主要通道。
从政策实践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策重心经历了从“大规模刺激”到“结构性减税降费”再到“加力提效”的演变。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后,赤字率一度突破3.6%,特别国债、专项债等工具被大规模启用。2024年以来,中央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要求“加力提效”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并举。在这一政策脉络中,财政收支缺口既是逆周期调节的“燃料”,也是财政可持续性的“警报器”,其规模变化因而具有重要的政策信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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