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背景
2026年9月2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副局长杨胜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释放了一系列重磅政策信号。杨胜明确表示，国家药监局将支持医药产业规模化、集约化、高端化发展，鼓励医药企业建设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在区域布局上，将继续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医药产业发展，着力培养3—5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聚集地。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政策信号在于对外开放与合作领域。杨胜指出，将“鼓励外资将原研药品和高端医疗装备引进境内生产”，同时“也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让中国的药品器械造福全世界”。这一“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政策导向，标志着中国医药产业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深刻而复杂。从全球视角看，全球医药产业链正在经历深刻重构。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跨国药企开始重新审视其全球生产布局，寻求供应链多元化和区域化。与此同时，中国医药市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2025年市场规模预计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从国内视角看，中国医药产业正处于从仿制药为主向创新药转型的关键期。“十四五”期间，中国创新药企数量从不足千家增长至超过三千家，但同质化竞争严重，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仍然有限。
从政策演进脉络来看，这一表态并非孤立事件。自2015年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44号文”）以来，中国医药监管体系经历了深刻变革。2017年中国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2019年《药品管理法》修订实施，2020年《外商投资法》正式施行，202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再到2026年国家药监局明确鼓励外资将原研药和高端医疗装备引进境内生产，政策脉络清晰可见：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
从产业实践来看，部分跨国药企已经先行一步。阿斯利康在青岛投资建设了其全球最大的吸入气雾剂生产基地；诺和诺德在天津扩建了全球战略生产基地；赛诺菲在北京和杭州设有生产基地。本土企业中，恒瑞医药通过License-out模式将多个创新药授权给跨国药企，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成为首个在美国获批的中国本土研发抗癌药，迈瑞医疗的监护仪和超声设备已进入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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